从“闯关东”到“飞海南”:百年东北人口变迁史

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公布,东北地区再次显现危机:总人口比十年前减少11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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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公布,东北地区再次显现危机:总人口比十年前减少1101万人,平均出生率仅6.08‰,三省均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……此前,我们曾梳理过一次有关东北人口的历史变迁,如今旧文重读,依然值得思索。
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燕京书评(ID:Pekingbooks),作者:徐鹏远,原文标题:《东北人口十年内下降1101万,人口滑坡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?》,头图来自:视觉中国


2月18日,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发布了该委对2020年全国人大代表、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《关于解决东北地区人口减少问题的建议》做出的答复,就其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的建议表示,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,并在深入研究和评估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试点方案。


消息一出,迅速引发了舆论热议。20日,国家卫健委再次做出说明,称东北地区人口长期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,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,“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”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。


不管国家以后会进行怎样切实的政策调整,也无论民间对此做出何种反应和讨论,一个不争的事实显然已摆在眼前:东北地区正面临严峻的人口形势。


据国家统计局数据,东北三省的人口出生率显著低于全国水平,特别是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,东北人口出生率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扭转。2019年,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的人口出生率分别只有5.73‰、6.05‰和6.45‰,不仅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.48‰,还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垫底。


同时,东北地区还存在严重的人口外流。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,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三省共流出人口400余万,净流出180万;从2013年开始,东北地区常住人口持续七年净流出;2015-2019年,东北三省常住人口总共累计减少182.4万。


其实,苗头从八十年代就开始显现了。1981-1985年,吉林和黑龙江从净迁入地区转变为了净迁出地区,净迁出人口分别为10.3万、20.2万人。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(1990年)期间,两省的人口净迁移率分别达到-1.01‰和-1.43‰,辽宁虽然保持着正向的人口净迁率,但接近一半的迁入人口都是来自吉林和黑龙江。

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只是很长一段时间,我们对东北的关注和了解,大多只停留在喜剧与衰落的计划经济工业上,无论是笑是悲,都只是一种符号化的凝视,缺乏更为真切和深入的体察。事实上,人口并非只是东北这四十年的一块晴雨表;在过去的百余年,东北的人口变迁不仅与这片土地及整个中国的历史轨迹紧密相连,也为今天的困境提供着某些值得慎思的参考。


一、近代以前:蛮荒关外,地广人稀


东北,自古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,近代以前基本保持着游牧渔猎的生活方式,因此大部分时期的人口都维持在缓慢增长的水平。按照《中国人口》对东北古代人口数量的推算,汉朝时约为71万,唐朝时约为85万-125万左右,辽朝时约为197万-207万左右。金朝时,女真族为加大对统治范围内的防卫和生产,掠夺了大量人口垦荒,从而一度使得东北人口达到510万。但随着政权迁都北京,迁移便逐渐终止了。“靖康之乱”后,北方人口大部分南迁,至元朝建立,东北人口又回落到约130万。因此,在大部分历史时期,相对于幅员辽阔的面积而言,东北绝对算得上地广人稀。


明朝时,随着中国整体的人口增长和大量中原移民迁入,东北出现过一次人口高峰。然而,明末战乱四起,后金崛兴,辽东地区有大量汉人遭到屠杀,存活下来的大部分逃入关内,东北人口又回落到了一个较低水平。


但人口的减少显然不利于生产发展和兵力壮大,对于意在逐鹿中原的后金而言,无疑是一个必将正视的问题。努尔哈赤就常感叹“我方以民缺少为恨”,并告诫前线将士要加快降服俘虏。天聪四年(1630年)四月三十日,“阿巴泰、济尔哈朗、萨哈廉自永平还师。……上(皇太极)问是役俘获视前二次何如,对曰:人口较先为多。上曰:财帛虽多不足喜,惟多得人为可喜也。”


后金对人口的尽力争夺,从明廷辽东巡抚熊廷弼的一封奏折中也能窥见一斑:“臣惟辽左今日之患,莫大于无人。夫边非无人也,土沃而民聚,向称富庶矣!自万历四年、七年、十一年受虏,而宁远前屯之人尽;自万历五年、八年、九年、十一、十四、十五、二十二、二十六、二十七年受虏,而锦、义、右屯、广宁之人尽;自万历二年、四年、八年、二十七年受虏,而开、铁之人尽;自万历二年、三年、十年、十一、十三、十七、十八、二十五年受虏,而辽沈迤北之人尽;自万历五年、六年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一年受虏,而辽海迤西南之人尽。间有存什佰于千万者,边吏又不为之保护,听虏节年检拾无遗。虽使造物能生人,辽土善育人,而岁计所产,不抵所掠,辽于是无人矣!”


除了依靠武力进行掳掠,后金统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安民生息之策。比如皇太极曾要求诸王大臣及各级官员体恤民情疾苦,“以各堡生聚多寡”,即以人口增减情况为准,给予职务升降。天聪二年(1628年),他还下旨:“国人贫乏无妻室者,可给钱,令娶”。


经过一番努力,到1644年多尔衰率兵入关前,据学者张士尊统计,辽沈地区的人口已达1366940,其中仅移民就有1166940之多。


清廷入关,也意味着再一次人口迁徙的开始。史书中以“罄国入关”、“尽族西迁”来描述当时的状况,《鞑靼漂流记》中记载:“从鞑靼的都城到北京的道路……一路上也经过了几个大城,在这三十五天当中,往北京搬家的鞑靼人,络绎不绝。”


据后世学者推算,仅八旗兵及眷属就有约26-27万的满人“从龙入关”。许多百姓也借此机会,重返故土,顺治三年(1646年)朝鲜使臣李基柞从北京返回朝鲜,途中见到“沈阳农民皆令移居北京,自关内至广宁十余日程,男女扶携,车毅相击”。顺治十八年(1661年),在呈交的《谨陈奉天形势疏》中,奉天府尹张尚贤描述东北“荒城废堡,败瓦颓垣,沃野千里,有土无人”。


入关初期,清廷政权尚未稳固,东北作为其发源的根据地,自然是不可弃之不顾的根基。同时,沙俄趁虚侵入黑龙江流域,也使东北的北部边防告急。于是,在加强东北驻防八旗之外,清朝统治者还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关内汉族民人出关开垦土地的政令。顺治元年(1644年)谕令:“州县衙所荒地,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兵屯种,有主者令原主开垦,无力者官给牛具籽种。”顺治八年(1649年)又谕令:“是岁,以山海关外荒地甚多,民人愿出关垦地者,令山海道造册报部,分地居住。”顺治十年(1653年),《辽东招民开垦令》颁布,以法令形式明确了对汉民出关开垦的鼓励。


几年之后,东北的人口及粮田都得到了明显增加,侵入黑龙江流域的俄军也在顺治十七年(1660年)被肃清。然而,八年之后,《辽东招民开垦令》却废止了,随着大量汉民涌入,清朝为维护自己的“龙兴之地”,开始实行东北封禁政策。到乾隆年间,封禁愈加严厉。乾隆五年(1740年),“严令取缔移民”;十五年(1750年),在山海关、喜峰口及九座边门等处严禁流民出口,并令奉天沿海地方官以多数兵力稽查内地流民;二十七年(1762年),颁布《宁古塔等处地方禁止流民例》,封禁政策最终成型。


近两百年的封禁期间,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康熙“滋生人丁、永不加赋”、 雍正“摊丁入亩”的赋税改革,中国人口出现前所未有的爆炸式增长,加上封禁本身的流变和缝隙,东北依然有移民不断迁入,人口保持了持续增长,但总体而言仍处于较低水平。到咸丰十年(1860年)之前,东北的人口比重一直在0.3-0.9间徘徊。



二、闯关东:移民大量输入,人口迅速增长


道光二十年(1840年),鸦片战争击碎了清廷天朝上国的迷梦。觊觎东北已久的沙俄又卷土重来,通过《瑷珲条约》(1858年)和《北京条约》(1860年)占领了黑龙江以北到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;咸丰十一年(1861年),营口港又被迫开放。


国内也接连出现危机。咸丰元年(1851年),太平天国起义;咸丰三年(1853年),捻军起义;道光、咸丰年间(1841年、1842年、1843年、1851年),黄河爆发了四次大溃决,终于在咸丰五年(1855年)发生大改道,殃及豫、鲁、直三省大量地区。


内外交困之下,“移民实边”的呼声越来越大。于是,从咸丰十年(1860年)开始,清廷部分解除了对东北的封禁,代之以开放荒地、充实边防为主的移民开垦政策。同治五年(1866年),允许妇女出关垦荒;光绪四年(1878年),吉林将军铭安设立垦务局,指导汉人开垦,并在关内资助移民;光绪六年(1880年),朝廷以放荒、免税、补助奖励移垦东北。


自此,历史上著名的“闯关东”开始了。山东、直隶、河南、山西乃至云贵、江南、湖北都有移民迁往东北,其中以鲁、直、豫为主要构成,仅鲁人就占了移民整体的80%。


电视剧《闯关东》剧照


光绪二十年(1894年),中日甲午战争爆发,日本的势力也侵入东北;二十二年(1896年),沙俄又签订《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》,取得在东北修筑和经营铁路的特权,并有每年移民六十万的计划。应对现实,从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开始,清廷的东北政策由驰禁转向全面开放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,清廷宣布开放东三省全境,中东铁路也竣工通车,移民规模从快速增长进入到了迅猛增长阶段。


这一时期,俄国、日本、朝鲜、欧美等国,也经由从政、经商、基建、流亡诸方式,输入了许多外籍移民。大量移民的落地生根,使东北地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激增到34.03%,不仅远超封禁时期的13.39%,也高于全国水平;人口比重从0.91上升到3.73。至宣统三年(1911年)清帝退位,东北人口已接近2000万。


不过,辽、吉、黑三省人口密度虽然从1.17、0.53、0.17人/平方公里分别增长到了74.21、29.62、6.95人/平方公里,但在全国27个省区中还是分别位列第14、19、23位。这片广袤的土地,依然属于人口低密度地区。


清代东北地区人口统计数据


进入民国,关内人口压力不断增加、自然灾害频繁发生、军阀混战、社会动荡,因此东北的人口输入和增长依然持续。从1911-1930年,其人口数量逐年上升;不到20年,年平均上升50余万,总人口上涨将近1100万,达到约3000万的总数。除去自然增长的一小部分外,主要都是移民输入。


特别是吉林和黑龙江两省。辛亥革命以前,东北人口的2/3以上集中于南部,辽宁人口相当于吉林的2.26倍、黑龙江的5.5倍。到1930年,吉林增长了近1倍,黑龙江增长1.5倍,而辽宁仅增长0.3倍,人口的布局更加均匀。


三、沦陷时期:起起伏伏,延续增长


1931年,日本发动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,东北边防军执行不抵抗命令;不到半年时间,东北全境沦陷,进入了十四年被日本侵占的时期。


为稳固东北局势,继而进一步蚕食中国,日本大量输入日、朝移民,并阻止关内华人迁徙。同时,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,也开始纷纷流亡关内。高速增长了近三十年的东北人口,由此急剧减少,甚至出现倒流现象。


随着战争的持续和战线的拉长,日本亟需通过东北解决其一部分资源补给。因此,从1937年起,日本及伪满当局实施了“产业五年计划”与“北边振兴计划”,放弃之前禁止华北移民的政策,转而采取招募与减价车费甚至诱骗、掳掠等办法,有组织有计划地招募土木、矿业、林产、铁路与修筑军事设施等方面的劳工。


而此时关内战火遍地,华北一带水旱灾害又再次侵扰,进入东北的移民人数于是有所上升,仅1938年移民数量便增加到49.2万,1941年则高达100万,1942年更上升到120万。在这波大潮中,产业移民和军事移民为主要构成,农业移民比例相对较小。


1941年,为应对资金紧缺问题,伪满当局制定了《满洲劳务对策纲领》,确定“国内自给体制”,大力倡导“国民皆劳”、“勤劳兴国”运动,调低华工工资,强迫劳工工作。从1943年开始,移民人口便又呈现出了下降趋势。


据估算,八年抗战期间,进入东北的华工移民约677.9万,家属约221.3万;因战斗被俘军人、“治安肃正”被捕人员或其他原因成为强制劳工被送到东北的约1000余万人;年平均移民80万,与1925-1930年的移民高峰阶段大致持平。此外,到1945年时,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已从1937年的39.3万增长到121.3万,朝鲜移民从89.3万增长到171.9万。1945年,东北地区总人口数达到4000余万,从宣统三年(1911年)算起,短短三十几年时间便增长了约一倍。


四、计划经济时期:先升后降,总体平稳


1949年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东北也迎来新的发展时期。由于天然的资源条件、良好的工业基础和邻近苏联的地缘优势,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“一五”期间,东北成为了新政权经济建设的重点。大型工厂的搬迁和建立,为这里带来了大规模的科技人员、管理干部、产业工人及随行家属,特别是黑龙江,“一五”期间的人口年平均净迁移率达到10.74‰。


“二五”时期,因为大跃进及其后的自然灾害,出现了国民经济混乱和严重粮食不足的危机,许多建设项目也不得不停滞或下马,大批职工精简返乡。但北大荒开发等项目,也有大规模复转军人、农民、知识青年补充进来。因此总体上,东北人口仍保持着净迁入,只是迁移波动幅度较大,而且辽宁开始出现了净迁出,并自此持续到改革开放,1962年黑龙江也第一次出现人口净迁出。


五十年代沈阳机械厂的工人们


1958年1月,全国人大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,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“农业户口”和“非农业户口”两种不同户籍,人口自由流动开始受到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。1963-1965年,国民经济调整,住宅制度、就业制度、粮食供应制度、副食供应制度等配套制度体系逐步完善,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迅速放缓。同时,1958年后,中苏关系破裂,中美尚未友好,国际局势更加紧张,国家建设重点开始从东北转向西北、西南。


1964年,“三线”建设开始,东北地区的投资相对减少,人口净迁入率也明显降低。1965年,东北的人口比重达到历史最高的9.07%,此后便开始下降。


一直到80年代之前,东北人口总体上都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,波动幅度较小。


1954-1985年,东北地区的人口迁移情况


五、改革开放:人口逐渐下行,陷入负值困境


1978年,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改革开放的序幕拉开。1984年,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》,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,户籍制度出现松动;1985年,国务院发布《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》,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被打破,票证制度随之开始解体。


这些改革在全国范围内为人口流动创造了利好条件,然而由于东北对计划经济体制高度的路径依赖,改革不仅使其传统优势不再明显,还要承受更高的改革成本。因此,80年代的东北虽然没有出现大幅度衰落,但经济发展速度、质量和结构与东南沿海相比已经存在较大差距,大量人口向长三角、珠三角及京津等地流动,吉林和黑龙江从净迁入地区转变为了净迁出地区。加上多年来的计划迁移,反向回流也开始上升,东北的人口迁移格局自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


1982年,计划生育还被确定为基本国策,写入宪法。东北作为当时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,对政策的执行更加严格和彻底,从而在新生人口数上也迅速下降了。


进入90年代以来,东北的经济增速放缓,下岗失业问题严重,并且随着住房、就业、福利、保险等制度改革,原有的体制优势也不复存在。无论对于本地人口的生存,还是对于流动人口的吸引力,都极为不利,生育成本也相应升高,生育意愿进一步降低。


1995-2000年,辽、吉、黑的人口净迁移率分别为1.91‰、-2.17‰和-3.76‰,与1990年相比,吉林和黑龙江的净迁出速度加快。而到2013-2019年,东北合计净流出164万人口,人口比重下降到了7.7%。


外流人口还逐渐呈现出年轻人、高学历者、高技能者占比增加的趋势。哈尔滨工业大学2017届毕业生仅有13.63%留在东北就业;吉林大学2019届毕业生仅有17.7%选择留在东北继续发展,除了本地生源外,来自东部沿海地区、南部沿海地区、北部沿海地区的生源还是回到了家乡所在地,占比分别为73.7%、65.42%和64.87%。


出生率方面,1990年以来的东北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1992年起,辽、吉两省出生率就已经低于13‰(13‰被视为“超超低出生率”),黑龙江也在1996年加入到了这个行列中。到了2010年前后,东三省的出生率已经低至6‰左右。2019年,辽、吉、黑三省的出生率全国垫底,自然增长率也是唯一的三个负值,分别为-0.80‰、-0.85‰、-1.01‰。


至此,人口成为了东北迫在眉睫的紧要问题,也才有了2020年两会上的那份建议。


1990-2017年,东北地区出生率与全国出生率对比(单位:‰)


在粗略纵观了近四个世纪的东北人口变迁后,我们不难发现,东北人口的兴衰始终在极大程度上与人口迁移紧密相连。因此,正如国家卫健委的说明中指出,东北的人口不是简单放开生育政策就能解决的。事实已经证明,二胎开放后,全国的生育率都仅有过一次小反弹便开始断崖式下跌,对于老龄化严重的东北而言,作用更微乎其微。正如很多人开玩笑所说,东北生育政策如果全面放开,将会大大提升海南的人口数量。


更关键的还是要解决流动问题,必须从根本上改变“天南地北哪儿都能见着东北人,除了东北”的情况,留住本地人口、吸引外地人口,才能真正改变东北当下的人口状态。老铁们的双击只能刷出一个幻象式的东北存在感,并不能把666直接变成人口数字;鹤岗的房价再低,也不足以吸引来定居和落户。东北亟需一个宏观、深化、切实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,而这,显然比单纯放开生育限制、鼓励多生快生,复杂也艰巨得多。


参考资料:

王国臣.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[J].人口学刊,2006(02):19-23.

赵英兰.清代东北人口与群体社会研究[D].吉林大学,2006.

郑伟.晚清以来关内移民东北问题研究[D].南京师范大学,2006.

马伟,张春波.近代东北人口结构及社会秩序之演变[J].长白学刊,2016(06):102-109.

王晓峰.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[J].东北亚论坛,2000(04):86-88.

姜晔.民国时期东北移民与东北地区的开发[J].大连近代史研究,2012,9(00):443-452.

于潇.建国以来东北地区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分析[J].人口学刊,2006(03):29-34.

王刚.东北地区人口流失问题研究[D].东北财经大学,2016.

关乔.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东北地区劳动力供给问题研究[D].吉林大学,2020.
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燕京书评(ID:Pekingbooks),作者:徐鹏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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